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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汉语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2013年9月,作为来自首都的维吾尔族烈士后代,我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英勇就义70周年系列活动。我父亲受到三、四十年代从延安来新疆工作的,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中共党员的教诲,坚持自学汉语,走上革命道路,领悟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年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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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母亲

吕素新(维吾尔族名字阿丽娅)。(1946年)

 

1937年,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几经周折,转入了他向往已久的,由共产党人俞秀松和李云扬先后担任校长的省立迪化一中(新疆第一所民汉合校)。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了解中国近代史,他身在民族二班,但是立志自学汉语。他频繁地结识同届和高届的汉族班同学,常到他们的宿舍串门,与他们打篮球,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语。尽管初学时,我父亲的发音很不准确,字写得也不规范,有时会遭到个别同学的嘲笑,但他毫不在意,从不灰心。他让汉族同学用汉文写下他的名字,不断地模仿字体,反复地练写。他坚持讲汉语,不懈地练习写汉文,与汉族班的刘成霖、禹占林(回族)、尤力、崔景富、肖如宾、皮锡忠、陈锡华、乔国任、闫学甫等交上了朋友。尤其是刘成霖诚心诚意、手把手地帮我父亲逐字逐句地改写汉文词句,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遗憾的是,1941年在阿山行政区富蕴县做抗日宣传时,刘成霖被匪徒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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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俞秀松同志。1935-1937年兼任省立迪化一中

校长。1937年冬被盛世才逮捕,1939年在苏联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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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共党员李云扬同志接任省立迪化一中校长。

解放后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为了学汉语,我父亲还找到校外的良师益友——《新疆日报》副刊版编辑部编辑兼文艺版编辑室主任的文斐然同志(1986年病故前任新疆大学教务长),切磋汉语。文斐然被我父亲的孜孜不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动。文斐然1932 年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北方局天津市委宣传委员。1935 年因叛徒出卖,组织暴露,经天津市委同意,转辗来到新疆。经与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中共党员张逸凡取得联系后,安排在《新疆日报》工作。他围绕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侵略,用“七七”事变有意识地给我父亲讲解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原理和社会发展史。他们志趣相投,来往频繁,友谊日益见深。在文斐然的影响下,1937 年8 月,我父亲加入了由俞校长担任秘书长的“反帝会”,被编入反帝小组,成了一名反帝战士。他高唱着李云扬校长教唱的《反帝军歌》,手握《反帝战线》,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投身于抗日救国浪潮中。

1938 年9 月,我父亲考入了中国共产党员林基路教务长创办的新疆学院附设高中部民族班(简称“学院民族班”)。林基路以炽热的感情、超凡的马列主义信念与智慧、幽默的语言吸引着同学们,他虽然不能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但同学们都判断他是从延安来的。许多同学都主动接近他,以求得他的启发、教育和帮助。林基路重视民族政策,提倡各民族学生交朋友。在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时,他鼓励汉族同学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同学家中去拜年。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对各民族学生一视同仁。他甚至衣着也仿照少数民族的习俗,头戴鸭舌帽,身穿条绒套头和条绒马裤,脚蹬皮靴。时为新疆学院教员,锡伯族的图奇春教授回忆说,当时刚成立的民族附属高中部有32个学生。因为民族同学爱好音乐,喜欢跳舞,但是,学校里的乐器很有限。他就向林基路教务长反映,是否给民族同学买一些乐器。林教务长满口答应,立即从有限的教育经费中拿出200块钱,买了不同的乐器。受到民族同学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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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我父亲的中共党员老师。左起:政法系主任祁天民、

军训教官杨梅生、林基路教务长、历史老师许亮。

 

有一天,林教务长应邀参加民族同学举行的晚会。我父亲代表同学们讲话,用的是维语。他刚开始说第一句:“同学们,今天,林基路大哥……”他身边的一位维吾尔族同学就用维吾尔语悄悄提醒说:“应该是林教务长。”我父亲急忙改掉并向林教务长解释。不料,林教务长却风趣地说:“阿喀(大哥)这句维吾尔语我懂,同学们叫我阿喀,我很高兴。在座的同学比我小的,我就是你们的阿喀,比我大的,你们就是我的阿喀。”当我父亲把林教务长的话翻译给同学们时,场内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学校规定,每班学生要写周记,由教师轮流批阅。一天,林基路看“民族班”的周记,发现我父亲用尚不熟练的汉语在周记上写到民族团结问题,便找我父亲个别交谈,并给他当面批改汉语写作中的词句。林基路曾到我父亲他们宿舍和大家促膝谈心,讲抗日道理,我父亲成为民族同学中的小翻译。我父亲被林教务长的学识才智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深深吸引。一天,林教务长授完课要离开教室之际,我父亲站起来说道:“林老师,我有个问题。‘六大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吗?也是消灭阶级吗?”林教务长略微沉思后,对我父亲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晚上自习时到我这儿来。”晚上,我父亲来到就在自己宿舍后面的林教务长住室,敲门试问,能否进去。林教务长起身迎接道:“快进来”,顺手拿了一把椅子,“坐。”接着便从屉里拿出几块糖放在桌上。我父亲环视了一下,看到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临窗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木椅,靠墙摆着一张木床。林教务长以放慢速度的汉语,首先问到我父亲的家事,在了解了他童年经历后,林教务长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接着他用浅显的汉语给他解释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论点,耐心细致地解答了我父亲提出的问题。林教务长问我父亲:“你对现在上的课程都能理解吗?还有什么疑问吗?民族同学有什么要求?”我父亲看到林教务长这么平易近人,就所答非所问地打开了话匣子:“我猜想你一定是共产党员。延安是个什么样子?盛世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林教务长尽管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每一个提问,但以巧妙的方式向我父亲做了解释,我父亲也心领神会了。这时已是深夜,他们分手时,林教务长向我父亲推荐了几本马列的书籍,同时,找出自己手抄的毛泽东的文章给我父亲学习,说:“它既是语文课本,又是政治读物。”从此,我父亲常找林老师求教,在球场上也是无话不说。12月的一天,我父亲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林教务长得知后,把我父亲搬到他的住室里,让出自己的床给他。之后,林教务长请来刘医生给我父亲诊治,还替他交付了所有买药的钱。共产党人的热情诚恳、宽阔襟怀深深吸引和打动着我父亲。多少年后,我父亲还常对朋友和亲属们说:“林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不朽的榜样。”

我父亲原来不是太喜欢军事训练课,虽然在篮球场上和杨梅生教官搭档过,但上课时,一听到他的湖北乡音,总有点心不在焉。杨教官觉察到了,在一次军训课上,他说:“武器原本是用来杀人的。但是,对于被压迫的人,学习军事,则是掌握自卫的本领,希望大家能懂得这里的辩证关系。”杨教官的军事训练课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他不仅给大家讲授基础军事理论,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讨论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还配合有打靶、拉练和实地演习。他遵照毛泽东的十六字游击战术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讲授《射击战术》课。杨教官本来是去苏联医治战伤的,为了党的任务,留了下来。出操时,他经常抚摸脖颈上的枪伤,但是,从未怠慢过。我父亲和同学们背上七九步枪,排成两行,一副奔赴抗日战场的样子。杨教官常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融合在他的授课中,比如,红一军团,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南和西北的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怎样得到各民族广大群众与上层爱国人士的爱戴和支持的。杨教官以一个个实例去感化、教育同学们,使同学们知道红军的宗旨、工作作风和他们的献身精神。在杨教官军事训练课的启发和帮助下,我父亲开始掌握了基础的军事知识和技术,这对他逐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参加南疆作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杨教官给他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毛泽东传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夏伯阳》等书籍,都进一步帮助了我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1938 年至1942 年,中央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中有9人先后在《新疆日报》社工作。尽管当时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不能公开党员身份,不能发展党的组织,但是,担任中共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代表的陈潭秋同志曾通过在报社担任负责工作的中共党员,实现对报社工作的领导。报社的月计划和周安排都经他批准,报纸刊登的重要文章、关键社论和重大消息,大都由他安排、审阅和修改。《新疆日报》成为“既不是共产党的报纸,又是共产党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疆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抗日救国支援前线,大造舆论。我父亲正是在1939年11月的《新疆日报》上,第一次看到了连载14 期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和通讯。这一时期,我父亲如饥似渴地用初学的汉文阅读新疆日报,加快了学习汉语的步伐,获得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他后来在沙湾被流放时还试着翻译过《论持久战》的部分章节。

1939 年,盛世才背信弃义,开始投靠国民党政府,将部分中共党人贬逐到南疆。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起的统一战线受到极大的破坏。我父亲与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刚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被无情地拆散,这对新疆学院的师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有幸的是,曾多次见到周恩来,与我党有过密切关系的爱国主义者杜重远先生接任了新疆学院院长,他与中共党员郭春则、张仲实组织了震动新疆教育界的“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我父亲和党固、乔国仁都积极参加了这次实践活动。他们旅经9个区县,宣传号召各民族爱国志士团结抗战,保家卫国。

1944 年,在新疆北部伊犁、塔城和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带领各族贫苦农牧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与反动当局、封建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对于运动初期出现的偏激行为,我父亲散发了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俄文等四种文字的传单,上面赫然写着:“不论其民族、宗教和阶层,只要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就要与其联合。”在他的建议下,用内务厅的名义,发给伊宁、察布查尔、霍尔果斯、清水河、芦草沟等地汉族群众受保护的证明。在汉族群众居住较多的芦草沟区任命了汉族副区长,

组成了汉族人民办事处,专门负责安置并管理汉族市民的生活。同时,当他接任宣传部长后,立即召集汉族新闻报纸工作人员开会,成立了以吴心武为首的汉文报纸编辑部,筹备出版汉文报纸,宣传“三区革命是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民主革命”。宣传部还指示各县恢复汉族学校,使汉族儿童得以继续在校学习。

在我父亲任政治部主任的民族军中,有回族独立骑兵营、蒙古族独立骑兵营、锡伯族独立骑兵连;在蒙古族独立骑兵营 、伊宁第二团第二炮兵营,塔城“克孜尔伯伊特”山区游击队,有不少汉族青年参加。我父亲认为革命力量必须打破地区的局限,三区革命力量必须与七区革命力量联合起来,革命组织也必须打破民族的界限。他在与我母亲的通信中写到:“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也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不同点,就是它没有民族成见。”    

1946年,我父亲作为“省联合政府”的三区代表来到迪化。很快与迪化地下秘密组织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人李泰玉、陈锡华取得联系。他们双方用汉语沟通,经过几次交换意见,确定在伊宁开会,研究联合中的具体问题以及联合后的斗争策略。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合并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

我父亲被刚成立的“省联合政府”选为代表团成员派往南京参加“伪国大”。到达南京后少不了被各路记者采访。我父亲用流利的汉语沉着冷静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当《益世报》记者问:“您为什么要娶汉族小姐做夫人?”时,我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维吾尔族、汉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和中国人恋爱﹑结婚,为什么不可以?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嘛。”“请您恕我唐突:我颇有猜测,以为尊夫人必是美貌动人?”“我当然认为我的夫人美,不过,她最美的是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忠实、朴素、勤劳、热爱家庭。”我父亲风趣的回答,使记者们无懈可击。

接着,我父亲秘密来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拜见了董必武同志。我父亲在几次会见中能用汉语单独与中央领导沟通,并获得了来自延安的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拟定,经刘少奇签发的中央指示。1947年初,我父亲携中共中央派往新疆三区工作的报务员彭国安同志(原名彭长贵,化名王南迪)带着中共“七大”文件《整顿三风》、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党章和刘少奇的报告等回到新疆。新的地下组织“新疆民主革命党”,将反对“双泛”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省联合政府》破裂后,“新疆民主革命党”总部撤往伊犁。李泰玉负责的“新疆民主革命党”机关报《民主报》即刻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的攻略。留在迪化的以罗志同志为书记的区委员会——“战斗社”定时收到从伊犁转来的宣传资料,在迪化散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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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由刘少奇签发给董必武同志的电报手稿。(1946 年12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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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带回迪化的部分中共“七大”文件《整顿三风》和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开展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向“民族军”官兵宣传三区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1948 年2 月,我父亲在时任“民族军”政治部主任、三区革命青年组织民族军委员会主席曹达诺夫·扎伊尔的陪同下,一起到“民族军”中线部队视察,并在乌苏、安集海、乌拉乌苏、石河子、独山子等驻地宣传全国革命形势。把毛泽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有关部分译成维吾尔文进行宣传。我父亲相继发表的《人民解放战争与新疆民族问题》和《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的论述,阐明了新疆人民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解放唇齿相依的内在关系。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罗志在1949年8月受中共中央邀请,前往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不幸飞机遇难,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引领新中国各族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天地。(哈吉娅·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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